中国人急脾气：信号灯红变黄就往前冲，能抢一秒算一秒；医院拿药、食堂打饭，踮脚抻脖，恨不得马上轮到自己；赶公交车左挡右拨，肢体语言明白显示“你靠后，我先上”……

 

　　 中国的企业也是急脾气：一种新产品问世，不出俩月，保准冒出形形色色的“双胞胎”、“多胞胎”。老年保健品“红阳盐藻”红火以后，一夜之间冒出十几种产地不同但成分、模样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，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。不但模仿产品，还模仿模式。一旦中国有新的商业模式出现，行业中会立即衍生出一模一样的企业，像病毒一般野蛮传播。比如，一家电视台推出“嘉宾做饭”的节目，各地电视台一哄而上，家家电视台都成了厨房；2012年爆红的团购网，最大规模达到了千团大战，随后仅一年的时间便陷入倒闭潮。

 

　　 急不都是坏事。急，说明有紧迫感、有追求，急能给我们带来高效率。

 

　　 但“努力是病”，得治。企业过分专注于现在和现实的利益，会使我们丧失长久的追求和动力。为什么引领潮流的总是欧美企业？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电脑，连电视节目都是他们先玩的：美国先有了iPhone，之后中国有了小米；美国先有了android，中国随后出现了二十几款的智能手机；美国弄个了Voice,中国才有了《××好声音》。我们似乎习惯了跟随，逢事先想“我能得到什么实际回报”，不愿意为“无把握的未来”而投资。

 

　　 中国企业喜欢急功近利，一方面与中国正处“发展中”的阶段有关，另一方面与创新常常无“好报”的经历有关。

 

　　 《商业见地网》刊文抱怨，西方巨头企业在使用小公司新技术新专利时，要么支付专利费用，要么干脆收购下来，比如扎克伯格收购照相应用instragram时花了190亿美元，当时这个小公司仅有50个人。而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到中国，因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，大家基本上都是“拿来主义”。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年轻人的积极性，导致他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基础的研发之中。他们需要一边研发一边提防自己的果实不要被轻易窃走，久而久之容易对未来产生恐惧。巨头企业们则更加有恃无恐，他们不需要投入巨额研发资金，也无需支付专利费和收购费，只要趁着虾米们不注意，拿来用就是了。

 

　　 对政府来说，当务之急是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。这不仅仅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，更是出于我们自身从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的需要。只有对知识产权进行有力和有效的保护，使研发的个人和企业能够从成功中得到应有的奖赏，并足以弥补失败可能带来的风险，才能使他们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从事漫长而艰苦的创新工作。

 

　　 对中国的企业界来说，不要那么急不可耐，不要一心只求“回头钱”。综观那些能持续保持竞争力的企业，无一不是舍得花钱投资未来的企业。比较典型的如Google，一个无人汽车项目就搞了15年之久，依旧没有量产，但依旧不屈不挠。做不成，是烧钱；做成了，就是惊天动地的成果。

 

　　 当我们弱小时，大量“借鉴”虽然让人很不好意思，但上帝也会原谅；而在从“后发优势”向“领跑”转化时，中国企业应该有一分眼光、胆量和耐心。

 

    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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